精神分析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精神分析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精神分析为世人所知，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形式。它在建立和定义心理治疗的本质时起到了核心作用(Sander,1998）。它最初是处理精神症患者，采用的方法就是检测和重建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冲突，而这些冲突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内驱力和外部经验的碰撞而产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分析成为在美国精神病学界的理论。在战争开始前不久，一大批欧洲精神分析师(包括E.艾里克森和弗洛姆为逃避纳粹统治而来到了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纪早期，美国公众就已经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随着这些治疗师的到来，精神分析法进一步为医学专家、学者、心理学临床师以及在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所接受。确实，许多家庭治疗的先驱——阿克曼、鲍文、利兹、杰克逊、米纽钦、文尼、鲍斯泽门伊一纳吉——(很巧都是男性)都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其中一些人，比如杰克逊和米纽钦，后来背离了精神分析的基调转而赞成系统思维，然而另一些人(鲍文、利兹、文尼)则继续忠于其早期理论维护其发展。

　　弗洛伊德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20世纪初精神分析的建立者，他深刻认识到家庭关系对个体性格形成特别是对症状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在他著名的小汉斯的个案中，这个5岁的男孩由于害怕马可能会咬他而拒绝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对于弗洛伊德解释说汉斯是以此转移他与俄狄普斯情结有关的焦虑。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相信汉斯无意识中对母亲有性渴望，但是与此同时意识到与父亲的竞争，并对父亲产生了敌意,也害怕父亲对他的敌意进行报复。汉斯曾经目睹一匹马摔倒在街上，弗洛伊德解释说他无意识中把这个场景和他的父亲联系起来了，因为他也想让他的父亲受伤。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汉斯无意识把他害怕被父亲阐割的强烈恐惧改装成被马(汉斯先前视之为没有伤害)咬的恐怖症状。以马代替父亲，汉斯从而把内部危机转变为外部危机。恐惧被指向某一客体，这是恐怖症的标准的发生过程。在这个发生于1909年的著名案例(Freud,1955)中，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男孩真的被父亲治好了。

　　从历史上来说，小汉斯的案例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它使弗洛伊德归纳形成了他早期关于儿童心理一性欲发展以及防御机制(移置作用)的理论。所谓防御机制就是个体所唤起的抵抗焦虑的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装置。而且，这个案例支持了弗洛伊德当时正在形成的观点—心理性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问题如果解决不适当的话，将会导致神经病症诸如恐惧症。从技术上来说，正如布洛奇和拉佩里尔(Bloch & La Perriere,1973)指出的，小汉斯是儿童分析和家庭治疗历史上的第一个案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所选择的解决方法针对的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家庭，而是鼓励汉斯的父亲(一位内科医生)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去治疗他自己的儿子因此临床千预依然是个体指向的而不是以交互作用为基础的；最终，汉斯解除了他的恐惧症状。

　　从小汉斯案例和弗洛伊德发表的论文中的其他类似案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家庭关系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思维提供了丰富的诊断帮助。他认识到家庭为神经性恐惧和焦虑的发展提供了早期环境或者说是背景，但是他没能往前走一步去确证当前的或持续存在的家庭关系是如何维持不适应和问题行为的。

　　早在四年前，即1905年，弗洛伊德曾经写到精神分析师"必须更多地关注……我们病人的纯粹人文和社会情境，如同关注收集躯体资料和失调症状一样。首先，我们应该把兴趣指向他们的家庭环境"(Freud,1959,第2526页)。然而在实践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弗洛伊德更愿意治疗个人，他的理论和技术着重于个体内心冲突的解决而不是重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或交互作用。他如此强烈地反对同一时间内处理超过一个以上家庭成员的问题，以至于他的消极评价实际上变成了精神分析师们的一种教条，他们多少年来一直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这种禁忌而反对分析同一家庭的其他成员(Broderick & Schrader,1991)。

　　实际上，正如鲍文(Bowen,1975)所指出的，有一条精神分析的原则可能延误了家庭治疗运动的早期成长，那就是治疗者与病人关系的隔离，以及与之相关的认为与患者亲属的接触可能会"污染"治疗师的担优。鲍文报告说，一些医院安排一位治疗师负责处理患者的内心冲突过程，安排另一位治疗师负责实践事务和管理程序，第三个治疗小组成员(一位社工)则负责和亲属谈话。依照鲍文的早期经验，不遵照这样的界限就被认为是一种"不适当的心理治疗"。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条原则才开始被打破——常常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临床治疗目的——家庭成员开始在治疗上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阿德勒和沙利文:作出贡献的先驱

　　对家庭治疗有影响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师是A.阿德勒(Alfred Adler),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早期助手。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指出的，阿德勒在20世纪早期帮助创立了儿童指导运动。阿德勒早先是一个对眼科感兴趣的内科医生，后来开始专门研究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特别是在治疗儿童障碍方面。阿德勒是被弗洛伊德邀请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在1902年他就加入其中。尽管他最初在医学和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精神分析方面的论文，但阿德勒后来的观点最终背离了精神分析理论,转而强调社会因素(包括家庭)的重要性，与弗洛伊德的内驱力理论背道而驰(Scharff, 2000)。

　　比起恩师弗洛伊德，阿德勒更多地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较少关注无意识动机，他尤其对弗洛伊德忽视人格形成中的社会因素提出异议。他转而提出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理论: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和交互作用的，而且基本的社会系统是家庭(Carlson, Sperry, &Lewis,1997)。这样就打破了弗洛伊德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内驱力理论观点——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有目的的、发展的决定因素——阿德勒在1914年建立了个体心理学协会，这是一个强调个人整体在一切洽疗中的重要性组织。在晚年他预见到了纳粹势力的抬头，因而移居纽约。在那里他继续扮演着一个多产的公共演讲者角色，特别在传播他的教育观点方面深具影响力(Hoffman,1994)。

　　阿德勒主张，只有理解了环境或社会背景，特别是个体行为产生或展现于其中的家庭，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个体有意识的个人、社会目标以及相应目标指向行为。阿德勒式的概念，诸如同胞竞争、家庭排列和生活方式，证明阿德勒意识到了家庭经验在影响成人行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关于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适用于今天家庭治疗师的系统观念。今天人们认为阿德勒与家庭治疗的直接联系体现在心理教育方面(诸如在婚姻丰富计划方面)，体现在增进成人与孩子相互理解和合作的父母教育上(Dinkmeyer，McKay, Dinkmeyer,&-Slavik,1997),体现在将阿德勒的概念与主流家庭治疗方面的整合上(Sherman & Dinkmeyer,1987)。莫萨克(Mosak,2000)和卡尔逊和斯拉维克(Carlson&Slavik, 1997)提供了阿德勒心理治疗的新近概要。

　　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家是美国精神病学家H.S.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他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但也受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强调家庭内外的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沙利文(Sullivan,1953)提出人们在本质上是他们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要理解人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极力主张要研究他们的"经常出现的人际情景的相对持久模式"。

　　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时，沙利文就强调同伴关系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他相信早期与他人的交往经验会为以后的交往障碍播下种子。他强调早期母子分离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些经验将导致以后把自我部分看作是好我、坏我和非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观点与客体关系理论是相一致的。沙利文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巴尔的摩的谢帕德和恩诺克•普莱特(Sheppard and Enoch Pratt)医院度过，大多数是在处理精神分裴症患者，沙利文(Sullivan)注意到心理障碍经常表现在青少年的过渡时期，这使得他去推测患者所经历的家庭生活可能对障碍所造成的决定性影响，并最终可能导致精神分裂(Perry,1982)。沙利文(Sullivan,1940)描述了他让患者参与扮演"参加观察者"的治疗方式，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当下在治疗师中流行的次级控制论将成为发展中的治疗系统的一部分。

　　D.杰克逊(Jackson)和M.鲍文受教于沙利文及其同事弗洛姆一瑞奇曼(Frieda Fromm Reichman),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了当时开始出现的家庭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杰克逊的工作，很明显地受到沙利文有关家庭交互作用模式观念的影响。鲍文的理论，尤其是他的那些有关个体的心理病理症状源于失调的多代际家庭系统的理论，能够追溯到沙利文的影响。

　　但只有N.阿克曼(Nathan Akerman)(他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和儿童精神病学家)，才被公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将精神分析的方法用于家庭研究的。他在《坎萨斯心理卫生协会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能是专门讨论家庭治疗的第一篇论文。在文章中阿克曼(1937)强调了家庭本身作为心理社会动力单位的作用。为生物驱动(精神分析的慨念)的人和为社会环境驱动(系统概念)的人不断交互作用，是他三十多年的心力所系，因为他试图运用精神分析的词汇来解释他所看到的家庭和更大的社会。正如他在其死后不久出版的一篇论文中所总结的那样(Ackerman,1972)：

　　在超过三十五年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把我的方向从个人的内心生活一步一步地扩展到行为的问题上，扩展到家庭环境里的个人上，扩展到社区内的家庭上，直到最近护展到社会团体本身上。

　　本文选自《家庭治疗概论 第六版》